张钰翰 | 从“六经皆史”到“史即新经” ——章太炎史学观念略说

1937年，在章太炎（1869—1936）逝世的次年，也是在卢沟桥事变前夜，钱穆发表了《余杭章氏学别记》一文，标举章太炎史学之民族主义、平民主义及文化主义三大特色，从爱好表彰民族文化的角度，以为“太炎学之精神，其在史学乎”！揆诸章氏一生言论著述及行事，史学虽未必为章太炎学术思想之核心，要之其好言史学，尤其是在晚年，则毋庸讳言。本文以《章太炎讲历史》一书为基础，于章氏之史学观念，略发其端，以为读本书者之参考。

|  处斯乱世，读史最切  |

章太炎有一段名言：“夫国于天地，必有与立，所不与他国同者，历史也，语言文字也。二者国之特性，不可失坠者也。”而在《东京留学生欢迎会演说辞》中，章太炎激励青年“用国粹激动种姓，增进爱国的热肠”，所谓提倡国粹，就是要人“爱惜我们汉种的历史”，这历史是就广义而言，包含语言文字、典章制度、人物事迹。语言文字亦属于一国之历史之一部分，则使一国家独立于世间者，端在历史。

晚清民国，面对东西列强的侵袭，中国实实在在面临着被瓜分，乃至亡国灭种的危机。章太炎早年提倡“排满”革命，中年奔走四方军阀之间，晚年“退”而讲授修己治人之学，在在都是为因应此时势而发。在章太炎看来，无论是为了“驱逐鞑虏”，恢复华夏之主权与文化，还是抗衡帝国主义的政治与文化侵略，历史都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辛亥革命排满，就是由历史来的”，“人不读历史，则无爱国心”；“夫人不读经书，则不知自处之道；不读史书，则无从爱其国家。有史而不读，是国家之根本先拔矣。”想要激发爱国心，就非读史不可。反过来，夫亡人国者先亡人之史，“秦灭六国，取六国之史悉焚之；朝鲜亡后，日人秘其史籍，不使鲜人寓目”，史亡而后国家随以沦亡，故历史无论如何不可须臾忘之。又如满洲入主中原以后，兴“明史案”、“《南山集》案”等文字狱，乾隆修四库全书不仅删改“夷狄”“鞑虏”等“犯忌”文字与史事，更焚毁旧籍，又禁民间直书善恶，而使得“国史诎于人主，首施俯仰，无奈之何，而私著者复逐游尘以为褒贬”，即意图“亡汉人之史”而垄断“当代之史”，致使汉人士气不振逾二百年，不知所谓“亡国之痛”。幸而满洲虽禁史，而华夏之史固不可禁绝，终至“民族大义”潜滋暗生。而将来即使万一中国“不幸而至山河易色”，沦于外国之手，只要历史还在，国民还记得自己民族的历史，“立定民族主义”，“终必有复兴之一日”！ 

在此现实之中，历史的功用，具体而言，大概有二：“上焉者察见社会之变迁，以得其运用之妙；次则牢记事实，如读家中旧契，产业多寡，了如指掌。”（《论读史之利益》）即一则以历史为治人、致用之具，二则以历史为华夏文明之记录。

所谓历史如“家中旧契”，或如“家谱”，或如“账簿”，本为针对梁启超“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而发。梁氏对传统史书大表不满，以为记载的都是帝王将相的历史，于国于民皆无所用，而倡导一种揭示人群文明进化之“新史学”。章太炎早年曾与梁启超有重撰《中国通史》之议，其核心之意亦在“知古今进化之轨”，“发明社会政治进化衰微之原理”，与梁启超的基本思路大体相同。但在此之中，章太炎也以为历史还要“鼓舞民气，企导方来”，其所重视的“政治、学术、种族、风教四端”，还是蕴含着对“汉族”之独特性及整个过往的表彰，对历史可以树立爱国心的凸显。到了晚年，出于现实的刺激与需要，章太炎反过来正面表彰“家谱”“账簿”之价值。在章太炎看来，家谱可以使人知其同宗同姓之人为谁，进而增强宗族之情谊与凝聚力。若国史为“家谱”，也并非各朝皇帝一家一姓之谱，皇帝乃是其时代之代表，由此而知一国之政。通体观之，即可知“中国一家”之事。若国史为“账簿”，则当知“一家有一家之产业，一国有一国之产业，无账簿则产业何从稽考”？普通人家尚需账簿来了解自家的资产多寡，何况对一国之国民来说，更应知自己国家传承多久，幅员多大，有何优秀文化。欲了解这些，即非读史不可。

结合所面临的现实危机，章太炎几次举例说明了解历史对于处理当时疆域问题的重要意义。如其历举《史记·匈奴传》载燕将秦开破东胡，置辽东、辽西郡以来，辽宁以至黑龙江、吉林东北之地，向来为我所有，在我版图之内，以破“满洲沙漠之地，本非我有，可放弃也”之谬说。又历叙热河、察哈尔、绥远三特区之沿革，以明这一区域向来在中国辖境以内，从未视为境外，则当时日人妄图分裂我疆土之野心昭然若揭，而使国人益知我疆土之不可失。又如当时日本人宣称“东省满人有五百万”，主张民族自决，即“伪满洲国”为满族自主建立，章太炎则举历史以证明满人数量不多，且分散各地，汉人在东北占据大多数，即可明日人为“有意矫造，绝非事实”。如此之类，皆由历史以得证明。虽皆历史之一小部分，而于应对当时外患则颇有助力。此即是历史为一国“账簿”之效用。

了解一国以往之陈迹，尚为历史功效之较浅层次。更重要者，即察社会之变迁，以得运用之妙。也就是说，“知”不过是第一步，目的则在于“用”。“且历史非第账籍比也，鉴往以知来，援古以证今，此如奕者观谱，旧谱既熟，新局自创。天下事变虽繁，而吾人处之裕如，盖应付之法，昔人言行往往有成例可资参证，史之有益于吾人如此。”（《读史与文化复兴之关系》）历史与当日人情大体相差不远，通过读史，了解历史如何发展而来，了解历史上之成败得失，借由“历史已往之陈迹”而求得“治当今之术”，通俗点说即是要“古为今用”，“以史为鉴”。

得历史运用之妙，并非易事，章太炎以为，最能得运用之妙者，首推道家。《汉书·艺文志》记道家出于古之史官，是以能根据社会之变迁而变化其学说，不执守一端，老子、庄周、伊尹、太公皆为如此。后世如张良即是道家，其劝汉高祖不当立六国后，即是能“观于时变而应用其术”。近世之中，章太炎每津津乐道于曾国藩得力于《文献通考》、左宗棠得力于《读史方舆纪要》、胡林翼得力于《资治通鉴》（见《历史的价值》《论读史之利益》，而在《历史之重要》中则言曾在《通鉴》《通考》，左在《通考》，胡在《纪要》），三人均功绩卓著，此即是“通史致用”之明效。所谓“从古迄今，事变至赜，处之者有经有权”，何时当守其不变之经，何时又当变而从权，上焉者可“超以象外，得其环中”，明此“用史之道”，其次亦可如曾、左、胡般直接借鉴历史，取得明显的现实功效。

应当注意的是，晚年的章太炎，回到了传统经学的立场，以修己治人之经学为最重要。而其强调史学，正如上所论，乃是出于现实之需要。一则曰“经术乃是为人之基本，若论运用之法，历史更为重要，处斯乱世，尤当斟酌古今，权衡轻重”（《历史之重要》），再则曰“承平之世，儒家固为重要；一至乱世，则史家更为有用。如《春秋》‘内诸夏，外夷狄’，树立民族主义”（《论经史儒之分合》），都是在突出史学在乱世的现实功用。而且，与其他各门学问相比，史学用力少而见效速，其告诫当时教育界，以为“所谓国学者，亦当有所抉择焉。夫文辞华而鲜实……哲学精而无用……说经尚矣，然夫穷研训故，推考度制，非十年故能就。虽就或不能成德行，不足以发越志趣……欲省功而易进，多识而发志者，其唯史乎？其书虽广，而文易知；其事虽烦，而贤人君子之事与夫得失之故悉有之。”（《救学弊论》）此虽为1924年所撰，对传统经、史、子（即哲学）、集四部之学的认识与晚年相比也有一些差异，但仍可见得章太炎出于一时之需而提倡史学的苦心。其反覆推阐历史之重要与价值，乃是为“救时救世”“补偏救弊”而开一现世良方（当然，其晚年之经学思想也包含这一层次，此不赘），而史学，也不过是在乱世、危世之中不得不标举的“切要”之学。

|  辨夷夏，表节义  |

由于是在国难之际，一则为了“排满”，一则抵抗外国入侵，章太炎讲史论史特别注意于历史中的“夷夏之辨”，以此作为激扬民族主义、激发爱国心的重要动力。而面对世风不竞，道德低下，章太炎又特别表彰历史上的节义之举，贬斥历史人物的无道德，与其所揭橥的“知耻、重厚、耿介、必信”理念一致。这也正是上文提及，他所重视的历史上的“种族、风教”。

夷夏之辨，本含族群与文化二义。一方面，所谓“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戎狄豺狼，不可厌也，诸夏亲昵，不可弃也”，异族与华夏族种类不同，“势不两立”，当“内诸夏而外夷狄”；另一方面，“夷狄入中国则中国之，中国入夷狄则夷狄之”，华夏可以使夷狄进于文明，“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华夏则不可从夷狄之俗而丧失自身文明。而自中唐、宋以降，乃至清室满洲，都特别强调文化上的夷夏之辨，金、清君主皆曾以华夏正统自居。章太炎一反近古之说，特重从“种族”上排斥“夷狄”，坚守“华夏”。在晚清，乃是出于亡清之需。中华民国建立之后，章太炎也是赞同“五族共和”的，而此后他之辨夷夏，尤其是在晚年，更多的则是强调整个中华“炎黄胄裔”与外国如日本的不同。因此，他极力表彰历史上“攘夷”的“霸道”，极其推崇管仲之功，以为“逮管仲出，则中国不困于异族者九百余年”。孟子、荀子、董仲舒等人对管仲皆有非议，只是因为没有夷狄入侵的切肤之痛，而且是在免于“被发左衽”之后，享有管仲“攘夷”的既成之果。所以章太炎以为，管仲之功，前胜于周之太王、周公，后则无人能及，“功不在禹下”！ 

由辨夷夏之视角出发，对于一些历史上似乎有“定评”或者恶评多于好评的人物与事件，章太炎即有了新的评价。如东晋的桓温，因为志存篡弑，因此作为正史的《晋书》将其与确曾谋反的王敦同列一传，当为“人神之所同弃”。但章太炎认为，“谢安力存晋胙，而终身不言桓温之过，以其功在诸夏也。北府练兵，实亦自温造端。”借谢安不言桓温之过的举动而进一步表彰桓温对于东晋乃至南朝宋抵御北方异族、意图恢复中原、维持华夏文化的功绩。桓温本人大概并没有这些想法，但他的举措，客观上造成了这样的结果，便仍然值得称颂。又如，章太炎评论说“近代诗人称朱彝尊、王士禛，朱尚有感激，王则恝然忘其本矣。《己亥》诗以卢循目郑成功、张煌言，可谓全无心肝者。举世推王为诗宗，风义焉得不衰！”世人本从文学性上称许王士禛诗写得好，但章太炎认为，王是汉人，却站在满洲异族的立场上，在诗中将努力想要恢复汉族朱明政权的郑成功、张煌言比作东晋末年叛乱的卢循——张煌言即张苍水，是章太炎所景仰的前贤，生前即表示将来要葬于其墓之侧。今章太炎墓即与张煌言墓比邻而居——有违民族大义，当然不值得推许。而世人将王视作可以效法的对象，正导致世风日下，“士君子”不再守节。这里，辨夷夏与表彰节义，实际上也统一了起来，能够坚守华夏，便也是有节操。他在《许二魏汤李别录》（为章太炎计划撰写的《中国通史》之一部分）中，称许许衡、魏象枢身事异族，而能心怀华夏；若魏裔介、汤斌、李光地，竟为满洲出谋划策以消灭汉人政权或扼杀汉人意图恢复之举，虽好像在学问上跟从宋明儒家，但在“行谊”即行为品格上却远远不如，也是在表达不辨夷夏即无德行之意。当然，魏裔介、汤斌、李光地在一己之修身方面也有所亏欠，这也为章太炎所痛斥。在章太炎看来，节义不仅是个人“修身”之事，也是一家之事，更是一国之事，天下之事！

对于唐初名臣房玄龄、杜如晦，新、旧《唐书》皆称为名相，而章太炎特著贬词。因史籍所记，房、杜二人功业并无特出之处，而唐太宗许之为“房谋杜断”，其谋断在何处呢？由于唐太宗于宣武门之变中诛兄杀弟，以武力夺嫡，又亲览实录，命删削相关记载，故史实闇而不彰，章太炎猜测房、杜所谓“谋断”在为唐太宗谋夺帝位而已。在章太炎看来，李建成为太子，本亦有平定群雄之功，与太宗不相上下，故太宗之以支子夺得皇位，实为悖逆之事，而房、杜为之谋主，“佐人杀兄”，也属于不顺不正。后来房玄龄之子房遗爱欲争夺其兄所世袭之爵而谋反，杜如晦之子杜荷参与太子李承乾之谋逆，皆因其父不义，故子孙效尤。这就是无节义而害及于一家子孙之事。

又如章太炎对比秦末、汉末之事：“汉王与陈平黄金万金，令间楚君臣。至魏武，则纯以智谋胜人，无行金之事，岂其守正过于汉王邪？秦末士多污行，故可贿；汉末士尚廉节，故不可贿尔。”人品低下，见利忘义，所以项羽部下才能为陈平的金帛所打动，项羽亦随以败亡。而东汉风俗，向来为人所称道，“天知地知你知我知”的“四知先生”杨震，即是东汉名臣。“东汉风流，本乎名节”，此节义之关乎一代之治也！而所谓曹操以“智谋胜人”，其表现之一即“魏武自知非岩穴之士，为人所轻，故务为名行以雪之，诸名士遂折节与交”。不论其内心真实想法如何，至少曹操还是要摆出一副高言危行的样子，这样才能赢得汉末名士的好感与支持。后来东汉虽然灭亡，而流风所及，魏晋之世，端人正士，亦复不少。后世多仰望其风采。又明末东林不能挽救明代之危亡，但“国虽亡，君臣之义不亡也；君虽亡，朋友之义不亡也；友虽亡，夷夏之义不亡也”。到了清末民初，晚明的精神即成为革命党人“反清”的重要资源。此即节义虽有时不能挽救一代之灭亡，但存留于天壤之间，终有一日会喷薄而出，为恢复中华提供精神性的力量。而且，此所谓节义，也并非是愚忠于一家一姓而已，而是为苍生、为文明，这也符合顾炎武“有亡国、有亡天下”之辨。章太炎甚至表彰赤眉“本故妻妇，无所改易”，朱全忠、张全义“盗亦有道”，也是在针对、批判的当时的军阀等等，或许可以针砭其弊而使其向善。他发掘、表彰中国历史上的节义之士，是希望能以此振作民族精神，发扬民众志趣，以应对当时危如累卵的中国现实。

|  读史当读何书？如何读？  |

至于读史当读何书，中国史籍浩繁，正史而外，编年、杂史、霸史、典制、地理、谱录、奏议等等，难以尽读；即使是作为正史的二十四史，通读也并不容易。当然，读总比不读要好，当年吕思勉通读二十四史四遍以上，对历史理解之深度，确实非一般史学家所能及，但今日求一能通读二十四史一遍者已难得，遑论全体史部著述了。何况传统史著良莠不齐，实在也没有必要去通读。

从“实用”角度来说，章太炎特别指示，应该看前四史（《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资治通鉴》及宋元明鉴（即《续通鉴》《明通鉴》）、《通典》及《文献通考》、《读史方舆纪要》、奏议，每日两卷，大概三年半的时间就可以将最重要最“有用”的史书通读一遍。此几类书，概言之，即知史事，通制度，晓地理，明得失。读前四史及《通鉴》《续通鉴》《明通鉴》，即是于整个中国历史的变迁大势、递嬗轨迹有所了解；读《通典》或《文献通考》，即能贯穿历代制度，一目了然；读《读史方舆纪要》，可周知中国之山川形势，四至疆域，古今沿革；读奏议，可明了古人议论所在及成败得失。

如果尚以上列各书稍嫌繁多，取其最低限度者，则当读《资治通鉴》、《通典》或《文献通考》。“就政治而言，《通典》一书，最为重要”，但是“《通典》古拙”，不易看，叶德辉指示康有为读《通考》，意即以为康氏尚不配读《通典》。就一般人而言，能读《通考》，已足可应用于政治，如曾国藩即一生得力于《通考》，且命其子“熟读”《通考序》。

再低限度，则《资治通鉴》必不可不读了。在给女儿章㠭的信中，章太炎即教其读《资治通鉴》——之前章太炎也曾教导钟稚琚读此书——其解释原因何在，即以二十四史篇幅太大，通读不易，对于初学者或一般人来说，时间精力有限，实在难以读完，甚或也不必全读。那么，读《资治通鉴》就是最好的选择，因为，该书即“全史之节本”。而在民国初年之际，能熟读《资治通鉴》，有所收获，已可称“第一等学人”了！

《通鉴》何以可贵？除综贯三家分晋至后周一千三百六十二年之史事外，章太炎举其可称赏者数端：一曰条理秩然。此一千余年之事，头绪纷繁，而司马光兼收并蓄，巨细无遗。长编虽成于众手，而成书则笔墨相近，以“温公颇加斟酌于其间也”。二曰考校同异，辨证谬误。《通鉴》采摭之书，正史而外，杂史多至三百三十二种，其间彼此抵牾，此详彼略者甚多，而温公取可信者录之，又作《通鉴考异》以明其去取之由，“真所谓良工心苦也”。三曰简易透彻。《通鉴》于大事之后系以“臣光曰”，不以一字寓褒贬而自有论断，览之而得失自见。章太炎又以编年之史较正史为扼要，《通鉴》既为编年史之集大成，自是最宜诵读。

虽然说读《资治通鉴》一书就已足够，但这里要注意“熟读”二字！所谓熟读，并不是读过就算，也并不仅仅是“记得”“熟悉”历代史事、制度、人物而已，而“须贯穿一事之本末，细审其症结所在，前因后果，了然胸中，而一代之典章制度，亦须熟谙而详识之。史之为学，恃记性，不全恃悟性，默记暗诵，乃能有得”（《读史与文化复兴之关系》）。能够记忆还只是属于细枝末节，关键对重要事件要能够穷其源，溯其流，探其因缘，见其结果，若自己身处其中即可知如何行事。

这还只是就一人一事而言，若整个中国历史，章太炎则反覆申论，“研求历史，须论大体，岂暇逐琐屑之末务”（《论经史实录不应无故怀疑》）“夫论史须明大体，不应琐屑以求，如云今人有四万万之多，我能知两万万人之姓名，事固非易，要亦何用！”（《论经史实录不应无故怀疑》）“其论一代政化，当引大体而已。若毛举行事，订其利病，是乃科举发策之流，违于作述之志远矣。”（《征信论下》）“作史者，当窥大体。大体得，虽小有抵牾，无害。”（《近史商略》）读史当从宏观着眼，从历史之大关节处着眼，而不应斤斤计较于一事之真伪。清人之考史，正堕“琐屑”之病。

何为“大体”？此以章太炎论宋、辽、金、元、明史之得失略示其说。一般学者皆以为此五史之中，《金》《明》较佳，而《宋》《辽》《元》为下。此乃是就各史记叙之准确与否、文章之雅驯与否作为评判标准，而章太炎斥为“俗人所谓优劣者尔”。章太炎从史之“大体”着眼，则判断恰好相反。其一，《宋史》将蒙古攻占杭州之后，流亡于南中国的南宋大臣所立益王赵昰、卫王赵昺附于《瀛国公本纪》之后，而《明史》则将南明诸帝尽皆列入宗室诸王传之中。在章太炎看来，即使大统已失，其朝廷、君臣尚在，即当承认其曾即位为君，列于本纪之中，此即存其“本干”。不然，若史可法、瞿式耜等将相大臣将无所事之主。此《宋史》优于《明史》之处。其二，《元史》存泰定文辞鄙拙之诏书，不改野从文；《辽史》于契丹风俗、仪制记载甚详，虽不免阿谀之处，而使其事迹不至泯没。《金史》则详记女真规摹唐宋、华夏之风者，至如女真旧俗故风，反湮灭不彰，此即失却其本来民族之地位者也。是《金史》不如《元史》《辽史》也。“是故以义法条贯言之，《宋史》有统，而《明史》失通也。以典物辞语言之，《辽》《元》存朴，而《金史》增华也”。此乃是从“作史”者而论，读史亦然。又其批评当世史学五种弊端：“一曰尚文辞而忽事实，二曰因疏陋而疑伪造，三曰详远古而略近代，四曰审边塞而遗内治，五曰重文学而轻政事。”反面言之，即其所重视历史之重要方面。故知章太炎所谓读史所当知之“大体”，包括秉笔直书历代史事而其义理自见，包括一代典章文物及其特殊性所在，包括华夏核心区域之政治演变，如此之类。

至若读史之忌，章太炎特举出两点：妄论古人是非；借古事以论今事，所谓借题发挥。就前者而论，古人有古人所处之时势，当察其切己之安危利害，不可脱离时空而以后人之是非论前人。就后者而论，章太炎特举王夫之以宋事映射明事为言，着眼常在今日，而已失却历史真相。二者之失，其实皆在妄肆胸臆，诬枉古人。不是观历史之兴亡，从中学习，而是评断历史，以论代史了。此二点，今日读史、治史者亦当引以为戒。

|  从“六经皆史”到“史即新经”  |

最后，我们再回过头来追问，章太炎心目中的“史”，到底是什么，意味着什么？

上文所论章太炎对历史功用的两点概括，其实指向了对历史两种不同的认识：以历史为一国之谱录，侧重于作为一种“客观”记录的真实的历史记述，近于今日所谓“求真”之“历史学”；而尽历史“运用之妙”，则强调“经世致用”，属于传统四部之学中“史学”的范围。

章太炎为经古文学大师，以孔子为“良史”，亦秉承章学诚“六经皆史”之说，不言其皆“先王之政典”，而惟论其记载古时历史。若“《尚书》《春秋》，本是史书。《周礼》著官制，《仪礼》详礼节，皆可列入史部”。《诗经》可谓史诗，《周易》亦为历史之结晶，记录社会演化之迹而已。此其对于“六经皆史”之基本认识，至晚年亦未改变（但就其内涵而言，则已略有不同，即早年偏向六经所记，皆已往历史之陈迹，晚年偏向六经作为国族历史的实录，均可以激发爱国心）。他将“经”降到“史”的地位上，一方面剥落了经的“神圣性”，另一方面也提升了“史”的地位。但是，晚年的章太炎回向“经学”，虽然这种经学与作为知识体系与价值基础的经学已有一定的距离，但他将“修己治人”作为经学的核心，而所谓“修己治人”，等于是“内圣外王”，则仍是在传统的范围之内。而由此出发，史、子（尤其是儒家）皆为经之流衍，不过侧重各有不同而已。

从古代目录学的角度来说，历史类书籍，本皆属于六艺之《春秋》一类。《汉书·艺文志》本之刘歆《七略》，经为《六艺略》，其中“《春秋》家”以下，即包括了《国语》《战国策》《楚汉春秋》《史记》这些史书。在章太炎看来，《春秋》本为国史改编，编年以载史记旧闻，为正式之史，也奠定了史书的体例。后来像司马迁作《史记》，就是要“上继《春秋》”，所以“史与《春秋》不能相离”。“迨晋荀勖《中经簿》，经史乃歧而为二。此因史籍过多，不得不离《春秋》而独立。”史部由经部《春秋》家中独立出来，始于《中经新簿》将史书归入甲乙丙丁之“丙部”，至《隋书·经籍志》正式奠定了经史子集四部之一的“史部”地位。所以从来源上，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出史本是经之一部分，后来由于史书越来越多，遂由附庸而蔚为大国。

这还只是就来源上论史本来也属于经，更为重要的，则是史在“治人之道”方面对于经的功能的延伸。“经之所该至广，举凡修己治人，无所不具。其后修己之道，衍而为儒家之学；治人之道，则史家意有独至。”经是大纲、是宗旨，是简要之说，若儒、若史，则是分别从修己和治人两方面对经所蕴含之意进行详细的阐发和进一步的深化。“修己”是成就人之生命本身，儒家，尤其是宋明儒对此阐发甚多，章太炎在晚年也接受了宋明儒在这一方面的思路（但章太炎对宋明儒的义理之学，窃以为仍旧体贴不足，未能洞其肯綮）。章太炎更认为，“自《论语》出而修己之道灿然大备”，孔子出身平民，故其立身行事，易于使人效法，从这一角度重新推崇“孔子贤于尧舜”。但同时，这也使得儒家兼及“治人”之事。“治人之道”，通达政治，运用有方以维持国家，也就是古代“治国平天下”之事。史之所载，在历代成败兴亡，国家大计，即在此“政治”。当然，史又不止于治人而已，上文言章太炎借史以发扬志趣，其实也属于“修己”之事。经史实可贯通。故从“治人”兼及“修己”而言，“后世儒家史家，辞繁不能称，遂别称为子为史，溯其源一而已矣”，史的源头正在于经。

更进一步，史又不仅是经之别子而已，甚至也可以被视作“经”。将史重新提升为经，在清代已有段玉裁提出“二十一经”之主张时，将《国语》《史记》《汉书》和《资治通鉴》列为经，意即在史书具见“民情”之精微，存“古训治乱之条贯”。章太炎对史的重视，其实与之一脉相承，所以对段氏此说颇为称许（惟不许段氏将《周髀算经》《九章算术》视作经）。同时相伴随的，则是章太炎认为，“其经典明白者，若《周礼》《左氏内外传》，又可移冠史部，以见大原。（昔段若膺欲移《史记》《汉书》《通鉴》为经，今移《周礼》《左氏》为史，其义一也。）”经可为史，史亦可为经，经史并无本质上的不同。章太炎特意强调：“经者古史，史即新经。远古之事，或不尽适用于今。事愈近者，愈切实用，荀子所谓‘法后王’也。”古史渺茫，近世之史则由于时代相近，局势相近，更有现实上的参考价值，甚至可以直接参用。其应对现实“治人”需求之价值，由是而得到凸显，也就具有了“经”的意义。

另一方面，从当时贞定民族主义、保国保种之现实需要而言，经史具有相同的地位与作用。“今者外患日深，骤图富强，谈何容易。惟有立定民族主义，晓然于‘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本之《春秋》，推至汉、唐、宋、明诸史，人人严于夷夏之防，则虽万一不幸而至下土耗斁，终必有复兴之一日也。”“民族意识之凭借，端在经史。史即经之别子，无历史即不见民族意识所在。……故吾人读经主旨，在求修己治人，严夷夏之防。……若至经史道丧，儒学废绝，则吾炎黄裔胄，真沦于九幽之下矣。”在乱世之中，修己治人，最后也落实在“严夷夏之防”“民族意识”上了。

需要指出，无论是讲求夷夏之辨还是表彰节义，无论是主张“六经皆史”还是“史即新经”，就其具体言说而论，皆不能脱离章太炎所处的实际历史环境。章太炎的目的首先是在用世，而非严谨地讨论学术，有时又是在演讲之中，所以立论放言，或有受时代刺激而故作大言以警众，或因情绪激宕而难免驷不及舌，未可全然视为不刊之论。如其以种族激发之民族主义，即不免偏于狭隘，其用心可原，而其学则未可尽从。读章太炎书当注意及此，读其他书亦然。

综合而论，无论是作为“客观记述”的历史学，还是作为“治人之道”的传统史学，其实是章太炎史学观念一体之两面。他所提出的“史即新经”，既有他晚年重新重视经学的内在自然衍发，同时也是应对现实危机的直接需求。而这一观念，再次将传统的经史之学打通为一，史学，不仅仅是为了记录过去，更是为了解决现实问题，面向未来。

（作者为上海人民出版社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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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汇报·文汇学人》第 430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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